胡可明
连云港——淮安两市之间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最大河流，因运输淮盐而名盐河。
江苏省境海盐生产历史悠久。据连云港市尤庄最新考古发掘成果揭示，西周时连云港地区即有规模的海盐业。至迟春秋时，整个江苏沿海都兴起了海盐生产，并于汉初达到一定规模，丰硕的盐利极大地繁荣了地方经济。《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有海盐之饶”。江苏海盐业唐宋时步入稳定发展期，金元则跃上一个高度，明清而达至鼎盛。因淮河贯穿江苏海盐区入海将产盐区分在南北，史称“两淮”，所产海盐史称“淮盐”。整个封建时代运输方式原始落后，堆积如山的淮盐要销往朝廷指定的销区，其外运一向以水运为主。郦道元《水经注·淮水》云：“淮水于县（今涟水）枝分，北为游水，历朐县（今连云港地区）与沭合，又径朐山西，山侧有朐县故城。”两汉及以前，连云港地区的淮盐大抵经古游水用船舶南运入淮河分销各地。
至隋唐，古游水逐渐淤塞，连云港地区生产的淮盐外运困难。食盐是人人天天必食之物，盐利是仅次于田赋的财源，历朝历代均十分重视，盛唐当然如此。随着古游水船舶航行渐趋不济，先是唐高宗咸亨五年（674），在泗州涟水开挖了一条漕河，沟通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开挖的大运河，而达于当时淮盐转运枢纽扬州，淮南盐区生产的部分淮盐由此水路外运外销。到唐垂拱四年（688），朝廷又从泗州涟水向北延拓一条新漕河，经今之灌南县、灌云县，达于连云港市区，以取代古游水的航运功能，为漕运盐运共用。连云港淮盐南运经此水道到达泗州涟水，再转运淮安，部分越过洪泽湖销往安徽北部等地，部分进入大运河里运河段运抵扬州，与淮南盐区生产的大部分淮盐一样，再溯江而上运销于江西、湖南、湖北及安徽南部地区。
新漕河为官方规划、官方出资、官方开凿、官方管理，故称“官河”。官河凿成通航，不仅解决了漕运之需，更是成为了连云港淮盐的一条水上黄金通道，使之外运外销更顺畅便捷，反过来又刺激了当地淮盐生产的不断发展。《新唐书·地理志》及地方志书，甚或当时来唐日人文章中，都有关于官河的记载。日本国和尚园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中就对官河运输淮盐的情景描述道：“盐官舟运盐，或三四船，或四五船，双结续编，不绝数十里。……甚为大奇。”唐宝应年间（762——763年），官河北段出现堤堰塌陷，东海县令李知远“以铁数万斤”处理软土地基，以修复官河堰坝。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官府将连云港地区产盐散户组合成板浦、惠泽、洛要3个盐场进行管理，额定每年生产淮盐47万7千石，并在涟水设有专仓进行转运。巨量的淮盐，为朝廷提供了巨额的财富。鉴于淮盐的经济地位及其产销地域社会的稳定之切，官府努力保证官河这条黄金水路的畅通。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春，淮北大旱，官河水位枯竭，淮盐不能按时按量运往销区，延误了朝廷的盐利收入。朝廷饬令地方官府及两淮盐运衙门征调民工疏浚官河，以确保淮盐适时足量外运外销，盐利及时纳入国库。海州（今连云港地区）知州孙沫以“春耕大忙、疏浚官河贻误农时”为由，三次上奏要求停工，均被驳回奏章，并令其尽早完成疏浚，恢复官河畅通，保证淮盐运销畅通无阻。
元代，连云港地区盐场改建、扩建为板浦、临洪、莞渎、徐渎4场，生产工艺成熟，长期保持高产水平。蒙元统治古海州132年（1236——1368年），其间攫取了巨额盐利，故而十分重视运盐河道的疏浚和管理。世祖中统二年（1261）的《恢办课程条画》中，禁止将“运盐河道开决河水浇溉稻田”，确保了这一历史时期官河的畅通。
明代开启了延至清代中期的淮盐鼎盛之势。海州官府为保朝廷盐利之获，对官河倍加关注。永乐三年（1405）五月，对境内官河淤塞段进行疏浚。永乐十二年（1414），疏浚古海州城南至淮安官河240里。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海州知州高瑶征集民工18800人，挑浚今天连云港市灌云县城所在地大伊山至板浦镇官河及其互通之河景济河、中正和东辛等支河，耗资9780两银。万历四十五年（1617），两淮盐运司淮安分司运判韩子葵令淮盐商人捐银1万两，疏浚海州境内官河；又在板浦筑堰，北挡海潮，同时蓄水以济漕运、盐运。
清代延续对官河的管理和保护。康熙二十六年（1687），开挖了连云港地区各盐场直通官河的运盐支河，板浦、临洪、莞渎3盐场（徐渎场已于康熙十七年并入板浦场）淮盐，用木帆船由生产场载出，经官河运至淮安西坝卸入盐栈，分运销区。朝廷还建立中河厅管理官河，每年的修防、疏浚费用由淮盐商人捐助。
官河开掘的初衷就是作为连云港市境向大运河的漕运、盐运的通道，其地位要比一般的河道重要，所以凡与之交汇的河流，都要首先服从官河运输的需要。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因灌溉农田而降低了官河水位，致使漕运、盐运不能正常通行的情况。凡遇此，官府每每的举动是宁愿让农田受损也要确保官河水位，以利盐运与大运河的漕运。在官河与其他河流交汇处筑起草木结构的堰坝。而农民为了保田，就会不断地扒堰拆坝，形成所谓“官筑民拆”现象。为了缓解这个矛盾，清乾隆十年（1745年），海州知州卫哲治在灌南境内官河与武障河、义泽河、六里河等河口，建滚水石坝，设水位标志（作为开坝或合坝参考），以达漕（盐）运与农业生产两不误。乾隆十八年（1753年），官府挑浚了灌云县境的车轴河、五图河与官河的联接段，并在官河沿岸的大伊山、洪门河、汊口一带修建闸、堰，以利蓄水保盐运，泄洪排农涝。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淮北盐商集资大规模疏浚官河。嘉庆三年（1798年），官河延伸开掘至今连云港市区新浦，成为该地区水运枢纽。嘉庆九年（1804年），古海州官府大浚官河。道光元年（1821）正月，官府组织由淮盐商人出资，挑深扩宽海州官河。道光十年（1830）后两江总督陶澍在古海州的淮北盐区实行票盐法改革时规定，票盐“只许由板浦场盐（官）河舟运过大伊山以达西坝（淮安盐栈）。”清人黎世序等主编的《续行水金鉴》写道：“官河长130里，阔8丈，盐课所经，官舫估舶，帆樯相望，故曰官河。”反映了当时官河盐运之盛。宣统元年——二年（1909——1910年），官府再疏官河。
官河自开掘起一直是盐漕并行共用。但随着连云港地区淮盐业的发展，通过这条大河的盐船远多于漕船，沿岸百姓眼见官河之上几乎是日日盐船过，盐船帆影掩岸柳，在民间早就将官河称之为“盐河”了。盐河不仅是其沿岸如涟水、灌南、灌云诸县农业灌溉、排涝的重要水道，丰沛的盐河水也供两岸人畜饮用。
在盐河南端起点之涟水县，盐河被誉为“母亲河”。得益于淮北海盐中转枢纽的独特区位优势，其河道一直保持在可通航800吨大船的水运能力，境内的北六塘河、南六塘河、一帆河、公兴河、西张河、杰勋河等都与盐河互通。涟水与灌云、东海、赣榆、沐阳同属连云港淮盐销区近场“五岸”，这些河流成为从盐河上运载而来的淮北海盐向本县境城镇乡村的分销运道。
在灌南县，盐河与灌河、武障河、南六塘河、柴米河、义泽河、一帆河、龙沟河、公兴河、唐响河等水脉相通。该县明洪武元年（1368年）即建有莞渎盐场，这些与盐河相通的河流，也必曾为淮盐在本县域的销售承载运盐船舶航行。座落在县城新安镇的新安港，循盐河两岸建码头，就曾是连接盐河与县境其他河流转驳淮盐之场所。
在灌云县，水面上那咸味是越来越浓。县境内与盐河直接或间接相通的河流同样很多，如古泊善后河、车轴河、牛墩河、五图河、六里河、枯沟河、烧香河等。车轴河、烧香河旧属盐漕运道，古泊善后河是盐场运盐至板浦转入盐河南运的主航道之一。烧香河也曾是盐漕运道。《灌云县志》将这些大河列入了县境“干河”序列。灌云县河流众多，水网细密，而这些大小河流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盐河沟通，对当地的农牧渔业和其它副业的生产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清嘉庆往前，古海州临洪盐场所产淮盐全由海口运至洪河堰，通过板浦盐关，转入盐河外运。嘉庆三年（1798年）后，潮退陆进，盐船由场至堰运输渐受困阻，临洪场盐商出资改造河道，在卞家浦（今海州锦屏镇的卞河口）以北、海州城以东之处，挖河通海，盐商在卞河口建了码头和包垣，向盐河中转淮盐。此处后被定名为“新浦口”，新挖的河定名为“新浦河”。嘉庆九年（1804年），海州知州唐仲冕应民之请，开挖了一条甲子河，与新浦河沟通水脉。此河改变了“自孔望山而至州城七八里，崖岸荦确，舟楫不通，城无市廛，米薪缺乏”境况，开通了古城海州与盐河沿岸、大运河沿岸的联系。新浦口原只是一个运盐小港口，随着淮盐产量销量激增，也自然扩大功能增加港坨容量，后拓展为古海州农、渔、副及花果山茶叶等诸种物品齐运并发、甚至有一定客运功能的综合性港口，盐河因此也承担了连云港土特产的外运外销。
新中国建立后的1950年1月，国家轻工业部、铁道部、交通部制定了《原盐运输管理暂行办法》，连云港淮盐运输分为铁路、公路、海运、河运4种路径。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盐河仍在为淮盐运销发挥作用。